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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春季课程《非虚构写作》以北京大学基层传播与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小组为主体，尝试在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村进行村史写作实践。马泉营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近年来，随着北京美丽乡村建设帮扶工作的推进，村庄逐步完成旧村改造，已由一个传统农业村落发展为现代化的新型农村社区。通过聆听村民口述的个人史及家族史，同学们得以将宏观的村落发展具象为有温度的生命叙事，在个体故事的肌理中触摸时代发展的脉络。这种真实性与在场性的生动实践，也为留存正在消逝的村庄记忆提供了珍贵的文本档案。

　　和北京许多城中村相似，马泉营的常住人口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然而，马泉营村区位特殊，毗邻望京、旁边有奥特莱斯和多个艺术园区，距离村庄不远还有一片别墅区。因此马泉营村的人口构成并非像其他城中村一样，以快递员、建筑工人或小摊贩为主，而是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除了常见的基层劳动力，这里还有不少在附近望京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和从事互联网、科技、设计等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把这里视为一处经济上可承受、地理位置便利的落脚点。

　　刘梦华则是一名职场白领，在马泉营买了房子，但是没有拿到北京户口，日常往返于望京写字楼和村里的家之间；邢慧是一位菜贩，靠摆摊卖菜为生，是典型的基层务工者；而王博则是马泉营社区儿童友好项目的发起者和主要负责人，他希望通过自身所学协助村庄改善公共环境和基层治理。他并非政府派驻人员，更像是一位主动投身社区营造的青年实践者。三位受访人都是马泉营村的外来人口，同时又代表着三种不同的人群，他们的经历与观察，构成了马泉营这座村庄的另一幅侧影——来自外来者视角的生活拼图。

　　在刘梦华眼中，马泉营村是她每天睡觉的地方，却不是她情感上的“家”。她坦言自己几乎不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村民大会没有她的名字，集体活动没有她的身影，孩子也很少和附近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她的孩子9岁，村里与他同龄的小孩并不多，除了同心图书馆也没有别的玩耍的地方，周末也就去周边玩玩。她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北京确实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教育，但孩子的童年时光确实不像原来住的小区那样有那么多同龄的朋友了。她白天在外工作，晚上才回到家中，邻里之间不过是偶尔在电梯或楼下打个照面。她说：“人家是村里的老街坊，谁跟谁是亲戚都能扯上关系，我跟他们是插不上话的。”这种泛泛之交的关系，让她很难真正把自己看作是村子的一员。

　　“北漂”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北漂”群体已成为一座城市运转的重要支柱。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怀揣着梦想涌入北京，为这座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创意与服务。他们是公司里的骨干、工地上的工人、餐饮店的服务员、创意产业的中坚力量。然而，尽管他们深度参与着城市的经济与社会运行，却往往被排除在政策保障和公共资源之外。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住房政策的壁垒，无不在无形中划出了一道道“看不见的墙”，让他们始终处在“城市边缘”。这种制度性排斥，让他们在心理和现实中都难以真正落地生根，“漂”的状态，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迁徙，更是一种长期未被承认的存在状态。归属感的缺失，也因此成为这个群体普遍而深刻的情感困境。

　　刘梦华曾说过一句话，令我们印象深刻：“其实大人还好，随遇而安，但孩子不行，教育问题逼得我们不得不走。”这句简单的话背后，是无数外来家庭的焦虑与无奈。她在马泉营村的生活，是一种“半归属”的状态——有房有家，但没有身份；有邻居，但没有关系；有习惯，但没有归属。在北京，像刘梦华这样的外来家庭，占据了城市人口的一大部分。他们每天奔波在路上，早出晚归，承受着生活的压力。白天，他们是办公室里的一员，是商场里的顾客，是地铁上的一张张脸孔；晚上，他们是小区里的居民，是村里相互寒暄的村民，但在社会关系的网络里，他们似乎始终是“外人”。

　　“‘北漂’很尴尬，在哪里都没有归属感。”刘梦华说道，“老家早就没有自己的圈层；在北京每天也就是上班；天津呢，就更没有了。”在访谈的结尾，我们问她有什么问题想对我们说的吗，她看了看我们，笑着问我们是怎么学习的，她回去教教孩子，我们顿时也笑着看向她。她的小孩未来会为了升学离开北京，以后又或许会回到北京；我们未来也许会像刘梦华一样，过着“北漂”的生活。我意识到这个归属感的问题，早就是我们大家的问题。或许，这就是归属感的悖论：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得越久，习惯得越深，却不一定能真正拥有它。马泉营村于刘梦华而言，既是生活的见证，也是漂泊感的缩影。她的故事，是无数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共同的故事，也是“北漂”们难以言说的乡愁。

　　傍晚七点，马泉营综合菜市场依旧人声鼎沸。这个小小的市场位于村子边缘，处在从主路进入居民区的必经之路上。市场面积不大，却五脏俱全：入口是烟酒茶的小铺子，往里走是水果摊、零食摊、日用百货摊，再往前是并排的三家蔬菜摊位，最里面还有一家肉店，两侧夹着几家小饭馆和熟食摊，灯光下热气蒸腾，扫码声、吆喝声、砍价声混杂在一起，一片烟火气。每天傍晚，刚下班的租户、本地居民、骑着电动车的外卖小哥，以及提着购物袋的中年妇女陆续涌入，在这里为晚餐添一把香菜、挑几根黄瓜，也顺便买好第二天一早的菜品。

　　我们就是这样见到邢慧的。她站在摊位前，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快速地理菜、找零、装袋，语速极快但分毫不乱。采访过程中，“微信收款15元”“天津银行收款9.5元”等电子播报的提示音几乎没有停过。市场里有三家菜摊，她的摊位位于中间，也是三家中生意最好的。摊上整齐码着各色新鲜蔬菜：北方人常买的白菜、菠菜、西红柿，也有来自南方的莲藕、茶树菇、豌豆尖，一应俱全。每一把菜都水灵饱满，色泽鲜亮，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有人不放心问：“你这菜新鲜吗？”她笑着说：“那肯定新鲜啊，我们家可不敢卖不新鲜的菜。”

　　“我们家是每天现进的货。”邢慧说着，指了指摊位后面的塑料筐，又比划了一个开车的手势。“我老公每天凌晨两点就去石门的大批发市场进货，我五点钟来摊上整理菜，赶在第一波晨练的人来买菜前都得准备好。”从清晨到晚上九点收摊，她基本一刻不得闲，整个市场她和丈夫是最早来、最晚走的那一批人。采访间隙，她还不忘吩咐正在帮忙的小儿子：“把黄瓜送到北门那家饭店去。”原来她不仅零卖蔬菜，还为附近的饭店、酒店送货，是不少店家的固定供货人。

　　邢慧和马泉营的关系较为模糊，她不是马泉营的本地人。她老家在河南周口，07年最初来北京的时候在石景山落脚，当时也是做蔬菜生意，后来因为市场拆迁才来到马泉营落脚，到现在已在村里卖了七八年菜。她说：“刚来北京那会儿，还没毕业呢，一开始也不是在这边卖菜，后来慢慢就扎下根了”。和许多短暂停留、来去匆匆的外来者不同，她的生活重心完全在这个村庄里。无论是每天打交道的客人，还是和周边饭店商户建立起的合作关系，都让她在不知不觉间与这个地方建立起了深厚的联系。她的生活节奏、家庭重心、人际网络——几乎都与马泉营村密切交织，成为这个村庄看似庞杂却运转稳定的社会体系中的一环。她是村里不可或缺的服务者，是市场热闹场景的一部分，是流动人群背后扎根生活的例证。在她的摊位前，马泉营的真实生活，每天都在持续上演。

　　但同时邢慧依然是一个“外来者”，归属感的困境，同时也发生在邢慧的身上。马泉营，会是邢慧最终停下脚步的地方吗？她自己也说不准。无论是在石景山，还是在马泉营，邢慧总是在进菜、理菜、卖菜，她的生活轨迹总是和城市的街市、市场紧密交织，只是换了个摊位、换了群顾客。要说石景山和马泉营有什么不同、马泉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邢慧也讲不清。在采访开始的时候，她就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到：“我平时太忙了，没空出去转悠，你问我村史的内容，可能说不出太多”。她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远不如对摊上的菜熟悉，问她蔬菜水果的品类、哪种适合凉拌哪种适合炖，她心里门儿清，但她说不清马泉营的来历与变化，也叫不上太多街坊的名字。

　　其实，家人之间长久分离，邢慧和孩子们都非常想念彼此，小女儿很黏大姐，但是姐姐在老家，一年只有寒暑假才能见上几面，每次和大姐分别之后，小女儿总是偷偷在车里抹眼泪。小女儿和小儿子的功课也顾不上，她白天要在市场守摊，一方面没时间，一方面也确实力不从心。她清楚，到了初中，他们大概率也得回老家去上学。至于那时，全家是一起搬回去，还是继续留在北京？如果留，是否还待在马泉营，还是去别处？家庭和生计互相博弈，面对一连串的问题，邢慧自己也没有答案。

　　不仅是孩子，村里的家长、长者、志愿者也都成了这座小图书馆的建设者。平日里，有阿姨在厨房为托管的孩子们做饭，有老师陪他们写作业。每周六，是人大同学负责图书整理的时间，他们也做起了“艺术馆长”；周五晚上，青年志愿者来放电影；周日则是清华学生开读书会的日子，这样的活动组织已经持续两年。村子里的青年人也没闲着。张亚暄，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泉营青年，现在是图书馆的固定志愿者之一。他在电影放映、社区集会中都能看见身影。村委也时不时会派人过来帮忙或参与讨论。

　　同心图书馆的存在，其意义远超出了一个简单的阅读场所。起初，它吸引了大量流动儿童，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滋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书馆的声誉逐渐在马泉营村内传开，甚至吸引了许多本地居民的关注。这些居民不仅对图书馆的理念表示认可，更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持，例如慷慨捐赠书籍和各类物品。正是这些自发的互动，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日常交流，打破了原有的社群壁垒，构建起了一个更加和谐共融的社区氛围。